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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庆去世后，普福刚一上任，盐商们就像伺候吉庆一样纷纷来孝敬。普福胆小，明面上的贿赂，一律拒收。盐商们只得另想办法。于是，纷纷购买田宅和，以其他名义送给普福。七年后，普福离任，临走时从盐务的账上“借”走四万两白银，还推说自己没有路费，盐商们又凑了一万两给他。但普福平时衣着简朴，皇帝一直以为普福清廉，曾多次褒奖。

吉庆规定，从他这里领取盐引的盐商，除了正常向朝廷税外，还要额外给他“孝敬”。盐商们纷纷答应，吉庆赚的盆满钵满。但吉庆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多久未知，于是，他向皇帝上奏说：两淮地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人扩张很快，盐不够吃了，希望朝廷能够向两淮地区多发一些盐引。皇帝觉得有理，就多分拨一些盐引。但吉庆还觉得不够，便自作主张，把明年的盐引，提前发放去，盐商们提前赚到明年的钱，都喜大普奔。

兹事大，皇帝震怒，立刻派了傅恒负责立案严查。

这三人自然是调查重。详细的调查结果是：

不仅如此，每逢吉庆家中有嫁娶、大寿、满月等喜事，盐商们都要送厚礼来孝敬吉庆。吉庆每次都对盐商们哭穷，说自己家中和衙门中“什无几”，过得可怜。盐商们立即心领神会，筹钱为其置办家、古玩、字画。这钱权易，持续了多年。

吉庆，乃第一任两淮盐政，乾隆十年上任。

商发盐引，或者少发一些，那就会导致某个盐商的额损失。

傅恒组织了官方和民间双|重|调查，民间调查是由普达娃通过范家，两淮细查。最后傅恒上奏说：“两淮商人迭荷恩赏卿衔，乃于历年提引一案，将官帑视为己资，两淮盐商二十余年应缴国库息银一千一百万两，除各商借办理迎接皇帝南巡的工程开支四百多万两和尤世上缴的十九万两外，其余已被鲸吞。”

第一任吉庆已死，第二任普福虽然还活着，却在家中抄不额财产，只有第三人恒家中财产无数，和他实际应有的家产相差

也就是说，从乾隆十年起，近二十年的时间，三任盐政总共应该向国库缴纳一千一百万两白银，除去皇帝南巡销的四百多万两和尤世主动上的十九万两外，还有六百八十一万两白银不知落。这一结果令皇帝瞠目结，这远远大于当年的恰克图走私案，朝野上又是一片哗然。

桓，第三任两淮盐政，乾隆二十二年上任。

恒，即贵妃之兄，是上任盐政，去年恒调回京师，由尤世接任。尤世上任后不久，便写了一纸奏折，直接告到皇帝面前。这份奏折揭开了两淮盐业一众官商掩盖已久的大窟窿——前任盐政普福以及赵之璧曾奏请预先支取第二年的盐引，单单是某一年里，就预提了二十万引。据规定，盐税每引仅为一两，预提的盐引要三两的税，所以盐政应该向上六十万两银税，但只了二十七万两，剩的三十余万两银却不知所踪。基于此，尤世更奏请皇帝把自乾隆十一年开始，二十年间的预提盐引的收都算个明白。

而桓比较特殊。家本是皇帝的绝对亲信，不说桓乃斌的亲，现任河总督的晋是斌的侄。恒以荫生授主事，再迁郎中，监山海关、淮安、张家榷税，署芦盐政、天津总兵。父斌卒于任上后，他便请求皇帝让他担任两淮盐政，皇帝准了。

普福，乃第二任两淮盐政，乾隆十五年上任。

恒刚上任，就召集盐商开会，说匆忙上任，朝廷也没有拨办公费用，家里连个买柴米油盐的钱都没有。盐商们也心领神会，纷纷表示愿意效劳，恒一次收三万两白银。每逢节日，恒都要大宴盐商，盐商们纷纷要钱“孝敬”。即使不是特别的日，恒也会以各理由请客吃饭，盐商们纷纷赴宴，从不敢缺席。恒到盐商家中客，看到值钱的古董字画，只要在它前面多站一，这幅字画第二天就会送到恒府上。恒贪腐十分嚣张，但碍于他的份，无人敢上奏弹劾。

盐商们被恒剥削多年，敢怒不敢言。恒临走，还对盐商们许承诺，会继续“照顾”大家。新上任的尤世的地位和背景都远不如恒，所以盐商们都仗着有恒撑腰，对尤世非常怠慢。尤世在帐中看端倪异常，便上折，直接告到皇帝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