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西尔维娅说，“我会稳住尔福的。莉齐，”她突然转向了我，神闪闪发亮，“如果托尼问起来，告诉他你和我去图书馆写草药课论文了。上星期艾略特教授布置了小组作业，就说我和你是一组的。”

我板着脸没吭声。

“莉齐？”她又问了一遍。

“除非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凭什么照你们说的办？”我说。

西尔维娅不耐烦地砸了砸嘴：“我说过不关你的事！”

我木然地站起，一语不发地离开了有求必应屋。

好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的我是多么任、冲动、易怒。我们都是这样。

我离开他以后的一个冬日，我记得应该是1955年，西尔维娅跌跌撞撞地移形换影来到我在丁堡的公寓，泫然泣地告诉我：“他在第二次变形试验中受伤了。他绪失控，杀死了好几个死徒。他过去的时候，我像你当初一样，拉着他的手给他唱歌。他用力握我的手，几乎要把我的手骨碎。他醒过来，又了过去。醒着的那几分钟，他只对我说了一句话，伊丽莎白，你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停了来，似乎所有从前忍着没有崩溃的骄傲都已不复存在。

“你知吗，莉齐。”她说，绝望而颓废的神使她的面容变得不再年轻，而是饱经风霜的样，“那首歌明明就是我第一次唱给他听的。可是他不记得。他记得的只有你。”

她那双乌黑的眸里倒影着窗外冰冷的雪，我看着她的眸，想到了寒冬时分森林的一古井，幽的面闪着微光，像一个黑白无声的恐怖梦境，吞噬了全世界的悲哀。

她坐在我那张摆在窗前面的格布沙发上，颓然地用手住额，把额前的发都推了上去。

“有烟吗？”她问我。

我摇摇：“我第二次产之后就戒烟了。”

我说的是实话，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听完我的这句话，西尔维娅就像疯了一样，突然发了一声尖利刺耳的笑。这笑声里充满了的讽刺，鄙夷，还有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她又一个人笑了一会儿，没有再搭理我，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离开了我的公寓。

写到这里，我停了笔，微微颤抖着走到渐渐被雪覆盖的窗，看着外面空无一人的街和铁灰的天空，茫然地想起了西尔维娅的三个幼小的女儿。如果我的孩可以活来，他或者是她应该也会有贝拉的顽淘气，纳西莎的甜甜笑容和安多米达的可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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