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我们离开黎，向东行，简短地去了一趟西柏林，打算看一圈就回来。

在一间卖明信片的小亭里，我挑了好几张，一张给莉莉，一张给阿方索，一张给潘多拉，最后还是又选了一张给布莱克。用桌上的圆珠笔给莉莉、阿方索以及潘多拉都写了好一段问候的话，但对着布莱克的那一张却很难决定到底该写什么。想了一会儿还是写了一句最常见的“假期快乐”，然后换了一行写“来自黎的问候”，又在右角签了名字写上日期。

七过后，餐馆里洋溢着伏特加的味，急促的俄语一串又一串地在餐桌上穿梭着，墙上肆无忌惮地贴着加加林登月的宣传画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关的招贴海报，店老板的小女儿跟我差不多大，到桌上用手风琴演奏Катюша，然后很快就变成了客们带着伏特加气味的大合唱。

也许是因为碰上雨天，整个西柏林都是灰扑扑的，我照记忆去了以前住的那条街，以前老鼠猖獗的小破楼被一个牙富商买了来，整栋楼改装成了怀旧风格的饭店。

金夫人带着我去黎的法世界找邮局，把信寄了去，穿过街心的一个青铜雕像便是了。然后金夫人又去了法国的巫师袍店，照例又是一通采购。我在黎的巫师大上来回逛，买了不少小瓶装的香氛药又去给金夫人选适合她的膏。

“是小男生么？”金夫人比我还激动。

当我们短暂停留于St-Germain des Prés站附近的双叟咖啡馆时，一只猫鹰飞了过来，把信送到了我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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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再说吧？”我喝了一加了冰的橙，托着脸颊围观路边的店，“在这里寄信太麻烦了。”

观瞻无用，凭吊无用，我们在西柏林简单得晃了一圈就又回到了黎。

原来金夫人或多或少有些担心，东欧人的外貌特质会给我带来一麻烦，因为“铁幕”的关系。黎距离漩涡中心更近，理论上会比敦得多。但事实上，铁幕那边来的叛逃者和其他原住民共享这座城市，我们住的旅馆附近就开着一家俄式餐馆，老板一家都是1960年从莫斯科叛逃过来的。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金夫人带我去那家小馆吃了一顿晚餐，在我们都吃腻了法餐之后。老板娘一见面就称呼我为Сладкая，把我们带上座位。因为不熟悉菜单，金夫人保守地了广负盛名的红菜汤、面包和炖。老板娘负责收银和待客，老板和四个正在青期的男孩在厨房里忙活。

“啊，嗯。”确实是小男孩。我把信折了回去。

我瞥了一信封，上面龙飞凤舞地写着西里斯·布莱克的名字。我了一段时间考虑这里面放的东西到底能不能在麻瓜世界打开，又对着光观察了半天才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

我指了指四楼西北侧的一个小方窗，告诉金夫人那里是我生的地方。以前住在楼的另外两个阿尔尼亚人依旧在附近的街区没，我怀疑是在附近的哪里又租了房，还有了另外一个孩，也许认了我是谁，也许没有，他们一家人隔着仓促而过的人群和我对视一就别开目光，夹着刚刚买好的酪转离去。

“科洛弗，看来你的朋友给你回信了。”金夫人笑着搅拌咖啡。

街上什么人都有，肤的北非女人披着大巾坐在街给人算命；举着拐杖西装笔的英国男士执意在咖啡馆里喝茶，边穿着条纹衫的黎女郎涂满蔻丹的手里夹着细的女士烟；胡拉碴的意大利人开了街边小馆，现烤披萨的罗勒叶和番茄的香味会从中午持续飘散至凌晨。

只是一封很正常的信而已，语句凌，字迹潦草，写了满满一大张。通篇账的主题，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总结来就是两句话，第一句叫“我暑假被关在家里好无聊”，第二句叫“我恨我家”。

她继续问。“你现在要给他回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