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楼房低矮、招牌破旧的董家镇，泥铺就的路面骤然换成了尘土飞扬的黄泥土路。我坐在黑三车上，罩遮面，兜帽遮，手放在袋里，死死攥着一把开刃的螺丝刀——果刀过不了安检，上火车前已经被我扔在了上海。火车转大，大转黑租，我终于渐渐接近曾经我生的地方——楼村。

楼村并不大，据我在网上查到，共有二百多人，常驻不到一千人，甚至不如竺可儿学校的人数多。

与我想象的红瓦砖墙、绿树炊烟的田园农村不同，楼村路狭窄曲折，四都是涸结块的烂泥，和不知哪来的脏兮兮的泥坑。地上偶尔可见被压瘪的、沾满尘土的塑料瓶，路旁的草丛中时不时挂着或红或蓝的破旧塑料袋。偶尔可见几幢房屋，或是红砖泛旧成灰败的土桔，或是刷了一层不知是灰是黄的漆，不合时宜地新着。路上的小孩也是脏兮兮的，破旧的棉袄裹挟着瘦小的，着鼻涕时不时追赶跑过。

我注意到，街上跑的，都是男孩。

嗅着焚烧秸秆的味，我裹上的羽绒服，盯着远方灰白的天际线，努力平复此刻心中的不安。

刘雯劝说过无数次，恳求我不要来，或是让她陪同我来。我知她怕什么，她怕我被绑架，怕我被捆到医院，割掉肾脏，或是被打卖给农村光老婆。我们聊了无数次，哭了无数次，但最后的最后，以竺可儿的份完成期末考试后，我终于还是定决心，收拾行，趁着寒假，独自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农村。

付过黑车司机钱，我背着行李包，走这个倚靠在田埂旁的农村。我知，我净的羽绒服与这片地方的人格格不，也正因如此，一路上我受到许多人侧目。一位带着孩、颇为年的阿姨听说我寻找磨坊旁一姓董的人家，十分地抱着她怀里那着鼻涕的小男孩，一路带着我走过去，亲自敲开了门。

开门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老太太，个矮小，瘪瘦弱，皱纹遍布的肤贴在骨上，像是蜡的标本。她怀疑地打量了我几个来回，得知我找董改红后，让我门稍等，她去打个电话把她喊回来。我于是跟在她的后，走院，打量着这狭小灰旧的空间。

这院里隐约能嗅到动粪便和中药混合的奇怪味。

房比我想象得更破旧。砖和黄泥糊成的墙上，挂着崭新的红对联，越发显得院墙颓败。主屋一旁的墙角是铁的烟囱，边缘黑漆漆的全是烧灼痕迹。窗一角的玻璃打破了，贴着透明的塑料布，也不知过了多久，脏兮兮的。院角落留着几垄土，大约是自家吃的蔬菜用，如今已经枯了，不知名的枝叶留在田垄上。

那老太太再没来过，倒是董改红，急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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