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卿一家人经历的事多，现在对于任何党派评价都谨慎，对社会党的评价尤其谨慎，一方面是怕公民党的特务窥视，另一方面是不便多评成中的政党。他们对社会党一直不轻易发表意见，但一旦绝对不会信开河，赞也是实事求是的赞，而不会无中生有胡捧，而批评的话几乎是不的，就是怕被当局拿去作文章，也为将来的生活留无穷的隐患。

裴树炎先生等民联的人士，跟珍卿夫妇说想去宣陵瞧一瞧，问珍卿一家要不要一同去看看。

珍卿夫妇没有谈太准确的意向，只说了现在为难的况：她肚里的孩月份越发大了，杜太爷现在神状态也差得很，老人家可能随时就不行了。当然，这些还都只是家私务的牵绊。

珍卿夫妇告诉民联的裴树炎先生等人，说现在国贫民饥饿的形越发严重，他们这一大家惯慈善救济，没理这时候却袖手旁观。

所以，珍卿计划再办一回慈善巡回画展，就是碍于杜太爷和自的事，他们不便亲自去办画展，但请了准备国散心的朋友孟怡民，还有珍卿准备到国访问的周成捷师兄，还珍卿边有文艺修养的学生董时——她未婚夫获得了公费留学生资格，负责这次慈善巡回画展的事宜。即便有这些人替珍卿夫妇担待，也须他们自己联络国外的朋友帮忙，去打通关节理问题再聚一聚人气。

民联的裴树炎先生等便不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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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自述：

从梁州团结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在《新林报》的文艺副刊事，跟建筑系男青年程昱宁订婚，昱宁考取公费资格准备往国两年，而我正在犹疑是否要夫唱妇随。

恰逢易先生彼时有重，需要有人帮她经理慈善画展事宜，当时周成捷先生到国访问，易先生至友孟怡民女士亦游学欧，易先生和陆先生在结的国各阶层人，皆表示愿意襄助二位先生的慈善巡回画展。易先生说我借机去见识也好，不至于同未婚夫分隔两年。

其时，易先生跟国诸位亲友接洽，来信电报多得置不过来，其姪谢智和师弟郭寿康不便时，易先生就托我帮她取信分类，她一个个看阅后认真回信回电，我便帮她贴邮票、粘信封并寄。

我暗讶易先生夫妇友朋之多，他们竟在国各省都有至相识，国名校的大教授自不必言，牵念祖国的国华侨也不必说，她还认识外国籍的牧师、豪商、版商、记者、工程师、议员……可谓是真正的知满天了。

我将要离开中国去国之前，偶闻易先生跟谢智谈易卜生《国民公敌》，言某医生在镇上的浴场发现传染病，建议市的哥哥以科学办法整改之。但小镇浴场对小镇经济很重要，怕传染病的传闻会影响小镇致富，市就警告弟弟不要逆而动。而医生弟弟认为市民健康更重要，选择持己见。小镇市民却拒绝接受医生弟弟的说法，这个事件发展到最后，连最初支持弟弟的市民也反对他，他最后成了小镇市民的公敌。

易先生告诉智要从中汲取人生的教训。智反问难不应当持真理吗？易先生当时的神跟回答，后来想起来都颇耐人寻味。

她说世上的短识者多于智者，当一众短识者都信自己相信的，那持反对意见者都是他们的敌人。这是短识者难以改变的思维方式，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当敛息锋芒、谐于环境，即便不满占多数的短识者也不可逆而动，让短识者为自己的愚行付代价，智者的智慧才能重现价值光芒。若不愿意与众多的短识者妥协，就要有效仿布鲁诺火中度劫的准备，只好让数百年后的人为他平冤。

多年之后，当我的丈夫程昱宁因言得咎，我想起易先生此言方才大彻大悟，幸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我陪着丈夫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才知易先生为何一直调要学哲学，讲哲学中的求善本质是适应兴衰、谐于环境，上善若是言遇则化形，这方是安立命之至。

而易先生一家自来谨言慎行，对于不甚了了的党派政治，未经调查从不轻率发表议论，若有议论则实事求是、客观赞，至于批评之言自来鲜闻之也。加之易先生一家忧国忧民、积德行善，休言在国外知满天，在国各阶层竟都有知至友，所以制外、国民上，无不有贤达者为其仗义执言、奔走呼号，居心叵测者即便有心肇祸戕害易先生一家，一则寻不到他们的实把柄，二则上面大人也不许打扰他们一家，三则易先生一家的海外关系，大到国家层面也需时常借助之……

我到国除与易先生众友会面，慈善画展之事几乎无须我亲自持，在西加省有官方民间贤达帮忙，到中南是富商萨尔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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