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了第七次“炉边谈话”。

他在谈话中说：“三年间，我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个人的自我利益和集团的自私自利在公众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公众利益受到漠视。”

毫无疑问，这尖锐地指责了白银州在三月事件中必须承担的责任。

同时，他也谈到了立法不健全和资本集团盲目运作给国带来的困扰，就像人们在今年三月所目睹的那样，投资集团在金界拥有了过多的话语权，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采取各措施以重新建立公众对于私有银行的信心，其最有助益的结果之一是重建了公众对于国家银行的信心。可是明智的公共政策要求银行不仅是安全可靠的，而且其资源能最大限度地用于国家的经济生活……国家信用不是要受控于少数几个私营银行机构，而是掌握在有公共信誉与权力的机构手中。”

华尔街的脸很痛了。

无论是盛、抑或是安达信和士丹利，华尔街的大鳄们应该冷静一，白银州的矿主们也应该冷静一，白银法案的胁迫已经招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耳光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希望国会迅速通过意在修正《联储备法》（白银法案正是基于此法）的那些提案，这些修正案是依据过去的实践和当前的需要对我们的联储备法行的最小幅度的、最明智的再调整。

1933年3月就任至今，我最清楚地觉到了复兴的氛围。但这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生活的质基础的复兴问题，而且是对我们的民主程与制度的信心得以恢复。”

金总听着广播，脚都了，生又气又笑：“这什么？”

金总汗：“我他妈真怕国跟我们打起来，你以为我真的不怂啊？那是未来有可能的二战盟友好吗？”

谈话听上去令人意外，但仔细想来，又完全合合理。它全然回避了中国金家发起的挑战，一针见血、极有魄力地将矛指向了国国的金恶像。

这场八千万元的惊天骗，与其说是中国人对国发起的经济挑衅，不如说是一面雪亮的镜，它照民主共和两党党争导致新政的落实不力、照七个白银州挟制联的惨痛后果——金求岳相信，这些问题，罗斯福早就想一刀解决了，这场诈骗案的每一个可趁之机，也都是国新经济政策最大的绊脚石。

他知他是个英雄，所以相信他有这份光，应该明白羞辱只是一时，政治家该的不是意气之争，而是抓住这个天赐良机。

罗斯福没有辜负后世给他的英雄评价，他抓住了。

5月12日，国政府发来照会，邀请中方就白银问题行会谈。

那一天的飞机是从南京大校场机场起飞的，多年以后，这个机场已然不复存在，但那一天，它开亮了所有的灯。

中方的谈判团没有等也不想等，登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多。无数的银灯追着他们爆响声音——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记住在这场以弱对的白银战争里，不后退也不放弃的，每一个人：中央银行暨财政，孔祥熙、叶琢堂、唐寿民，中孚银行，顾翊群，通银行，宋文、陈光甫，中国银行，冯耿光、张嘉璈、贝祖诒。

以及江浙财团的首脑，金求岳。

胶片上映着他们有些疲惫的面孔，但这是中国的金之心，如黄金闪耀，也如黄金韧。

求岳在飞机上向生：“你记不记得三年前，那时候我们在船上，王叔叔叫我们去上海滩，和真正的枭雄一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