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仙姑愕然：“这是什么话儿说的？”

小江：“人能装聋作哑，不能真的又聋又哑。害，我接着跟您说，那个蓝衣服的是哥哥，绿衣服的是弟弟，都说分家的时候不公平，对方占了便宜。祝大人就叫他们互相带着老婆孩换搬家……噗，他们都不愿意。祝大人要给他们重新分家了，原来并不是真的要他们搬家……”

小江慢慢给老两译着方言，心中也渐有了想法：他并不是个冷酷的人，对那可怜人也多有回护。那卖珠人家的事，是我失了计较，不好代她揽事。

她的心里一阵的难过。仍然撑着，不肯就走了。

在一边看了一阵，也从土场挪了来寻老两。

只有祝缨还在土场里，依次与这村里的人家谈。断一些蒜的案，分家都算大案，其他多的是你家的吃了我家的菜之类。

贵人里，这连件“事”都算不上，听着都算解闷的“闲谈”。但是于普通百姓，这就是天大的事。了一天的菜本来能换一小罐盐的，现在被糟蹋了，全家吃淡，能行？

祝缨在大理寺断案，重伤起步，凶恶的如谋逆、灭门都断过。现在却全是些村里的事儿，件件听起来都不霸气！村里的人呢，也讲谋逆当故事，却很关心鸭怎么赔偿。

她很快摸着门，先让村中者说意见，依据大家的反应，知这村的习惯，再比照律法自己的心意来断。

比如分家，谁来分也不可能完全平均，哪怕一贯钱，一家半贯，哥哥都能说自己的儿是孙，孙犹，得多分。弟弟则要讲，哥哥仗着年，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已多侵占了不少财产。

祝缨分的时候，偏偏反其而行之就不照着“平分”来。她提供了几个方案供兄弟俩选择，如果多给哥哥一，但是要讲明哥哥是多分了的，理由是他是，为原本的家力更多，这一由村中者共同作证，所以多给一。如果弟弟要赡养老母，则由弟弟多拿一分。并且言明，如果弟弟多拿了财产又不赡养母亲，她就要照国法来办这个逆了。

完全地心服服，那是不可能的！真要都讲理兄友弟恭互相推让，那就吵不起来了。对于许多人，没占到便宜就算吃亏了，这人永远不可能让他满足。又有一些人，受了许多的委屈，也不能叫他完全地放。

普通乡民家，字都不识几个，也就不用提还有什么家产记账了。多是在县衙里的一个簿，记着这一一共有多少田。至于家里有几条被这样的事谁也说不清，但他们争的就是这几条被。

面上看得过去，也就差不多了，并不是为了说服这兄弟俩，而是要让别人看到她在事儿。且得也还算公平。

其余事件也多如此类。

县丞、主簿到刺史府领训，往来了十来天，他们回县衙的这一天，正是祝缨结束了一巡视，回来换第二班乡的日。

县丞和主簿便得到了一个噩耗：新来的县令，他就是个王八！不用粘就是个猴儿！满都是心！他会说咱们方言！他听得懂！

父老

县丞和主簿近来日不太好过！

不是谁，换了个上司日都不会太舒坦，尤其在前任上司是个撒手掌柜的况。他们背后说的都是心里话，隐形的上司才是个好上司，现在他们面前又不能奋力为他们争个前程的上司，还不如没有！

这不，新上司来了，他们的麻烦也就来了！

朝廷制度，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为官，两人都不是本县人，但都是本州之人，离家不算太遥远却也不太近。地理上的距离也正如他们的份，不远不近，有小尴尬。夹在刺史与县令中间，既有自己的小心思，又不得不顾忌这二人。

两人在驿站遇到祝缨的时候，隐约觉得祝缨有不太一样，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并不敢对鲁刺史讲。没个痕迹就敢说去，到时候鲁刺史兴兴地去找事儿，一旦不如意，他俩岂不是要被架在火上烤了？

他们两个在州城里被鲁刺史好一通盘问，问的都是祝缨在福禄县里的事。

两人离开福禄县的时候，祝缨还什么事都没开始呢。如果不捕风捉影地说驿站的事儿，两人纵使“据实以告”也只能告诉鲁刺史：“我们县令大人什么事都没，就在衙门里安家。买了些家，都是便宜货。吃的也与咱们不同，倒不挑剔。老封翁有二两烧酒就够了，老封君也不要什么山珍海味。”

再问，也就是“县令不通地方的方言，也不认识本地的士绅，整日里骑携笛，漫游山野。”继续问，多再挤一句“生活俭仆，老封翁与老封君也语言不通，镇日里平淡度日”。

当时的祝缨也不过问案也不过问租赋，连他们预料中的“拜访三老五更”“抓权”都没有一丁儿的迹象。“县令大人与县里乡人言语不通，并无法串连”。

两人没将自己对祝缨的些许猜测讲给鲁刺史听，因此倒挨了鲁刺史一通好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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