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偶得，其弊有觊觎之臣。二君立论，不免于为骄君臣之地，窃所未安也。”

这段话度概括，言简意赅，切中要。即陈亮的观：事只要成功了，自然就是有德、有理；而朱熹的观是：把事办成功了和有德有理是两回事儿。汉祖、唐太宗虽然成就了汉、唐盛世功业，但其行为在德质上和盗贼差不多。

同时陈傅良对于朱陈各自的观所可能引的政治后果的判断：陈亮的理论原则，很能现完全没有任何德敬畏心理的皇帝，即“上无兢畏之君”；而朱熹的理论原则，则任何大臣们都可能借皇帝行为不够德，而起废立之心，谓“有觊觎之臣”。所以，两人的观，都可能产生“骄君臣”之弊。

自然，对这个评论，朱熹和陈亮都是不赞同的，因为陈傅良的说法，仅仅只是从纯粹的逻辑上，来推理两理论的后果，并不关心两人前提是否与事实相符，因此两人又分别在其他场合加以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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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义理之微，辩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睟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观而没，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如世俗所谓块大，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

赵忱读到这里，也不禁连声赞：“笔力纵横驰骋,气势慷慨激昂,如此好文。朕以经连看了三遍，犹自觉得意犹未尽也。”

杨炎也笑：“‘推倒一时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除了陈同甫之外，还有谁能得这般豪迈俊逸，豪气云的文章来。”

两人互相看了一，不禁同时大笑起来。

杨炎任枢密副使之后，主要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直付责监督军队的训练，演练战术，制定日后对金国作战的计划。而赵忱当然也非常重果军事，自然经常招杨炎，询问军队的况。不过两人在谈论政务之余，也不免也会谈论钟山书院的学术辩论。

而在论辩中最令赵忱兴趣的，也就是朱熹和陈亮之间的关于“王霸义利”之辩。当然从赵忱心里来说，是更倾向于陈亮的思想。一方面是因为陈亮是杨炎的朋友，而朱熹在一定程度上，还算是杨炎的对方，因此在赵忱心里，自然就偏向陈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