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云衢反对的则是新党过于急切地毕其功于一役。起沁州是天时地利人和，可全天还有多少州府在豪族手中，这些豪族与朝中与军中又有多少关联？若是过于激，得他们连成一线，那么立时便要生，到了那时才是悔之莫及。以云衢来看，徐徐图之逐个击破才更为合理。

想通了这，方鉴总算是放了提着的心，该说什么仍是说什么，只不过遣词造句越发谨慎了些，更多的心思放在了京兆府的公事上。她领着京兆府的属们将京犁了个遍，至少明面上犯案的人少了不少，在百姓之中也有了些威名。与之相对的则是在朝中的名声显得毁誉参半，她嫉恶如仇，不畏用刑，判罚亦是偏重，有不少人非议她手段酷烈。

大风大浪，她方鉴的几折不过是涓涓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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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衢仍是闭门不，她劝不动陛，就只能尽力补上疏漏，帮着范映把控着朝议。旧党要拉她，她便也顺推舟，虽不曾回应，却在论政时引着他们斡旋。新与旧，永远是相对而在，因着利益，可以成为新也可以成为旧。她与方鉴隔着朝堂，遥相对望，一方新，一方旧，却也无人是新无人是旧。

文官清之间，酷烈之名算得上是较为严厉的贬责，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而方鉴经了之前的一遭事，倒是觉得名声也不必那么好，她虽是寒门，却也不想被裹挟党争，于她来说，跟牢陛的脚步才是正途。卫杞正是锐意改革的时候，喜有冲劲有胆气的臣，方鉴有能力知分寸，事从不逾矩从不违律，略有些激，又算得了什么呢？

而对于新政，方鉴了更为要命的一个地方清丈。修路需得清丈，限制盐铁也得清丈，清的是旧官是山川河，可真的就只这些吗？税赋的本是土地和人丁，而这偌大天应有的那么多的土地人在哪里呢？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地绕开了这件事，但不提不代表便不存在。世家豪族想尽了法抗拒清丈，哪怕是为了修路也不成，谁知那清丈的尺矩偏斜一就量到了哪里。而寒门清则铆足了劲，试图以路清丈打开一个缺，只要让他们去，后面的自能打开。

卫杞又何尝不知这个理，但四境虽无大战却不得不防，边疆防备消耗大，又不敢轻易裁撤，加之各地灾害频频，赈灾又是极大一笔开支，国库日渐不支。范映想尽了办法开源节，也不过是杯车薪，勉力维持。卫杞这些年大权独揽，畅通无阻，又有兵权在手，有些小瞧了底的暗涌，为了节制豪族圈地自，便磨刀霍霍等着杀人。这一切不过是各有立场，倒也说不上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