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注意。”

“你自己有多少存款？”

“娜。”瑞秋第一个走过来，“你还好吗？”

“他知我今天早上要来接你。他问我，‘你还要送她去学校？这件事已经闹到警察局了，还要继续发酵？’我说是。他说，‘趁言论还没有发酵，趁你还没有成为社圈的笑柄，赶离开她。如果你继续这样去，我不会再为你的选择提供任何支持了。你可以继续学你的哲学，但别指望我再给你额外生活费，也别想让我再动用人脉去解决你和你那位朋友的问题’。我知他不是开玩笑。他提前计算好了日期，说从个月开始，只保留学费和基本生活费，其他包括住宿、书籍、日常消费，都作为额外的支，不再负责了。我的公寓是父亲名的房，他说如果想继续住去，之后每个月65克作为房租费。”

“谢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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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茨和索菲已经完笔录，坐在大厅的椅上，瑞秋和母亲一起，抱着橘猫坐在另一边。他们同时站起。

“娜，我送你回去。我怕路上有人找你麻烦。”菲利克斯从他的堂哥的办公室里走来。

菲利克斯站在门，他围巾裹得很，鼻尖和颧骨被寒风冻红，肩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霜粒。他走了很一段路才到这里的。 黑圈明显，睛有红血丝。

“父亲之前对于钱财束很严格，我手里大概300克，我从来没认真计算过自己的生活成本，因为一直有家里兜底。现在突然要自己算，才发现确实不太够。我不能理解父亲的想法，为什么他对我最近的行为失望透，就像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大动戈理他中的‘街打斗’”

“娜。”他的声音忽然轻了来，“你疼吗？”

开门，立刻报警。”

清晨七分，敲门声响起。

“你父亲的思维方式和你不同。他用的是实业家成本和收益分析，用的是容克贵族期稳定、名声累积、世代传承的逻辑。在这逻辑里，我们的行

“还好。后天隆尔叔叔会来柏林，他会带一位律师理后续的法律程序。”

“菲利克斯，这几天早上麻烦你陪我一起去学校。最近单独行不安全。”

柏林的十一月底的早晨，天是灰白的铅，路灯还没有完全熄灭，在黎明前的最后一段黑暗里投昏黄的光。空气冷得像刀片，每一次呼都会在面前凝成白雾。

“那就好。”瑞秋松了气，“我今天回去会把所见所闻写来，如果需要书面证词，我随时可以提供。我们送你回去吧，我怕会有其他人找你的麻烦。”

“疼……”

“你比约定提前了。”

“疼就说来。验伤报告记录的是伤，但你不能用那些数字来量化你自己。如果疼，你就承认疼。”

电话挂断后，警员告诉我，“手续办完了。你今天可以回去，如果需要，我们会再通知。检察官办公室会在两周决定是否正式起诉。”

“还有呢”

“疼。但可以忍受。”

“我可以让司机开车接送你。”

“睡不着。”他说，“醒得太早，就脆门了。想着走慢一，结果还是走快了。”

“我知。后天见。”

“我父亲昨晚生气了，不像以往训斥，咆哮，摔东西，他一整晚没怎么说话。晚餐时，我母亲试图提起别的话题，他没接。吃完饭后，他把我叫到书房，关了门。他说，他不反对我陪你度过这件事。他说帮朋友度过难关是合理的，如果只是‘朋友’。他反对我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联系堂哥、安排便衣、亲自去酒馆监听，现在又清早门要求司机送你去学校。他说这些事已经超了‘朋友’的范畴，而了‘家族资源被个人绑架’的领域。他认为我太天真，说我认为‘只要站在正确的一边，真理就会自己获胜’。他说现实不是数学题，没有唯一正确的解法。有些事，不表态本就是一表态。保持距离，不被任何一方看作敌人，才是安全的法。”

昨晚他并没有睡好。他的表也并不开心，他的沉默不同寻常，像是有话却不知如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