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说，轻了。皇帝说轻了，就改重些：田尔耕、许显纯死缓，其余七人充军，倪文焕等附加罚款。考虑到都是领导，充军地就近安排。

崇祯对刑、都察院的复审结果十分震怒，找来吏尚书王永光，说你来审理。王永光愣了，说自己刚从南京调来不久，的又是、吏的活，对案不熟，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反正，就是不。

王永光不，崇祯说那就朕自己！崇祯的效率很，一气写了十个“杀”字。那个死了的崔呈秀，也被挖了来，再杀一次！

“五虎”“五彪”共十个人，加上为首分魏忠贤与客印月，一气死了十二个人，应该不算少。但是，这只是开始。为了扩大“战果”，崇祯让乔允升接任刑尚书，大学士韩爌、钱龙锡领衔办案。阁牵办案，这在明朝还是第一次。

这三个人来办魏忠贤的案，似乎意味着崇祯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韩爌本是东林党元老，天启朝一度担任首辅，魏忠贤挫败东林后韩爌辞职，现在是官复原职。钱龙锡在魏忠贤如日中天时被革职，乔允升更是与阉党势不两立，用这个班查魏忠贤，绝对是对症药。

韩爌一帮人加了几天班，整理一份五十多人的阉党名单。韩爌兴冲冲地找崇祯汇报，本想让崇祯给句表扬，结果领回一顿训斥，原因是人数不够。

韩爌大学士原本算不上厚，皇帝让他清查阉党，他连得罪过自己的人都凑了上去。没想到，皇帝居然认为少了。少了，就加。第二天，他送了一份六十余人的名单。

这回，韩爌又没得到表扬，差连帽都丢了。崇祯大拍桌：这么几个人，存心糊？再不认真，抗旨论！

问题在人数还不够？韩爌真是有糊涂了。好在韩爌大学士聪明，既不说皇帝不实事求是，也不说自己能力、平不足，而是调客观原因：魏忠贤的案主要牵涉，我们外臣不是太清楚。

崇祯冷笑一声，抬了几个包裹。这里面是历年官员与魏忠贤往来的公函或私信。有了这一大堆书面材料，韩爌再办不好案，自己都不好意思向崇祯汇报了。

加班加了四个月，在崇祯皇帝的直接领导，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魏忠贤案完整名单炉，共二百六十一人，计八等（有史料将魏忠贤、客印月单列，故又称七等）：

首逆魏忠贤、客印月，凌迟；

首逆同谋崔呈秀等六人，斩首；

结近侍计十九人，秋后决；

结近侍次等计十一人，放；

逆孽军犯计三十五人，谄附拥军犯计十六人，结近侍又次等计一百二十八人，祠颂计四十四人，各获得充军、有期徒刑、免职……

直接理二百六十多人，什么概念？当时明朝阁及院官员，大概只有七八百人，二百六十多人，接近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官员杀的杀，坐牢的坐牢，充军的充军，免职的免职，中央机关想正常开门都难！

人太多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案定得有奥妙。阉党最领导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乾，罪名只是“谄附拥”，倒数第二等。建议给魏忠贤在国监立牌坊的陆万龄，连官都不是，竟被定罪第二等，跟“五虎”“五彪”同等享受杀“待遇”。还有当年得罪张居正的，这次不知得罪了谁，也被上“阉党”的帽。魏忠贤多年权倾朝野，谁都想跟他个近乎，万一有证据留了来，那不是死路一条吗？剩的三分之二，谁还有心思上班活？

而这时的大明朝，正是需要加班、加的时候。否则，真正兴的，只有后金。后金势力日益大，虎视眈眈。后金的铁骑比过去更频繁、更地在中原大地驰驱。

在境，更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群盗满山，四方鼎沸”。崇祯继位期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载：“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

形势如此严峻，不求治而自，崇祯究竟想什么？

二、疑与信

自阵脚，崇祯皇帝肯定是有目的的。

目的，是执政理念的重大调整。“钦定逆案”大功告成以后，被魏忠贤们把持的国柄，当然回到了朱由检的手里。他爷爷上台，依靠的是文臣，尤其是倚重张居正；他哥哥在位，依靠的是臣，尤其是倚重魏忠贤。

崇祯依靠什么？像是文臣，但显然又不是。宋代建隆元年（960年）至嘉祐四年（1059年），一百年间任用宰相五十人，崇祯在位十七年，也是五十人。前后这五十人，不乏有用之才，陆以湉在《冷庐杂识》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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