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罢休的架势。这一，朝野震动，皇帝也不能不理睬了。《明史纪事本末》载：“上怒，廷杖戍辽西。”就是说将他打了一顿板，放辽西。此事轰动一时。《始信录序》中说：“当其(指杨)舁棺之日，赠诗者盈棺，廷杖之日，观者万人，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而先生之奇始信天。”可见影响之大!

这一状虽没告成，但从此杨光先告了名气。

那么，杨光先究竟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杨光先，字公，徽州府歙县人氏。他的先祖杨升原为钱塘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中乡试，后任徽州府学，从此世代定居于徽州，“遂为歙人”。杨升有一个儿，名杨宁，字彦谧，明宣德五年（1430年）士，官至礼尚书，后调南京刑尚书。这是杨氏家族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相当于正级。由于他的战功，孙世袭新安卫副千，传至杨光先已六代。

杨光先早年在家乡的生活，史料记载并不多。我曾多方查找，所获甚少。前不久去歙县在当地朋友帮助，于县城斗山街找到一杨家大院。大院已破败，当地人也不知此院主人为谁，只知原是一官宦人家的住宅。但查《歙县志》，上有杨光先为“府城斗山街人”的记载，而斗山街在明清时是当地富商达官聚住区，而该街只有一杨家大院，由此推断，此应为杨光先的祖居无疑。至于杨光先是否在这里居住过，以及他早年在歙县的生活状况则资料不详。如今，我们只能在杨光先自述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据他自己说，他自幼格不好(原话为“生劣”，“气质暴，毫无雍容敬谨之风，纯是鲁莽灭裂之气。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尊卑，必声怒目，如斗似争”)，因此父亲告诫他，像你这格，如果官，必遭杀之祸。虽然父亲每天督促他读书，希望改变他的气质，但未能如愿。后来竟连科举考试也不让他参加，以绝其仕途。后来，他主动让世袭职位，由其弟光弼承袭。用他的话说则是：“守父教也。”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因为就在他放弃世袭职位后，并未守父教，老实待在家里，而是“孑京师”，似乎另有所图，并不甘心就此碌碌一生。

杨光先京，时为崇祯九年（1636年）。他一京便参劾权贵，“舁棺自随”，一举成名。在他成名后，有人称他为“奇男”，把他比作黄山始信峰，称“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小人、骗，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借敢言直谏以博取名。至于杨光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时很难定论。但他参劾温仁和陈启新，倒也顺应了当时的舆。因为无论温仁还是陈启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温大学士把持朝政，庸误国，而陈启新也本不是什么人才。他得到提后尸位素餐，什么事也不，整天乘着破车，驾着老，故作俭朴之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因此，杨光先的行动立刻得到朝野和士林的盛赞和追捧。特别是，在他参劾温仁之后不到数十天，温仁便倒台了，陈启新几年后也被追查，吓得逃之夭夭。虽然温、陈的垮台，其功劳不能直接记到杨光先的上，但他从此声名雀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即杨光先放辽西六年后，明朝政权已江河日，朝廷急需人才，有人向皇帝推荐杨光先。皇帝问：“是那个抬棺材的杨光先吗？”推荐人回答：“是。”崇祯说赶把他召回来，授大将军，但为时已晚。还没等杨光先回来，北京已经陷落，崇祯皇帝也吊死于景山之上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岁次甲申。这一年，清军关，定都北京，因此纪年表上亦称顺治元年。改朝换代，大大变。这期间，一个小小的杨光先自然不值得关注。从顺治元年至十六年（1659年），整整十几年时间里，杨光先在些什么？史料鲜有记载，只有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稍有提及。汤若望是西方著名的传教士，也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教案中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光先把他视为“主要仇敌”。魏特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当然对杨光先没有丝毫好。在他的笔，杨光先是一个格充满黑暗、诡诈、嫉妒和刻毒的老儿。他说：“他(杨光先)了一生诬蔑陷害，与毁灭洁白无过失的人们的事。”他还说，受他陷害冤死的人有“百名以上”。他的打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富有阶级，以至于那些人不得不钱消灾。杨光先就是通过这样的无赖举动，赚了一份可观的家私。“满人战胜之后，他(指杨光先)又返回南京，照旧他那诬蔑讹诈的事业，有一次几乎丧失了自己的脑袋。但是，他乘机逃亡北京，而在北京便获得了一位亲王的幸。这样，他便算有了资格，可以朝中，奔走于各衙门之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