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很显然，这段评论在日后读起来的时候，恍若前世梦语，留的只是唏嘘。

针对这一活跃景象，有杂志在评论中不无激越地写，“当人们看到，民企的升级和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正在适时对接，民营企业家神和民营资本一并注中国的重工业中的同时，人们不再怀疑，耕耘在重工业领域的民营企业在未来数年将刷新中国民营企业的最阵营；这以市场化力量为主要发动机的新工业运动将托生中国第一批不是官员、不被政府任免、只以市场**过的重工。”

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它一获得了四十四亿元的银行授信。

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国芳方寸大。他和他的谋士们天真地认为，铁本的问题也许钱能够摆平。于是，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自查报告，称公司在接受国家有关门调查违规投资、违规用地事项时，行了自我财务检查，发现了经营过程中的违法问题，自

在事件旋涡中的国芳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他自己也不清楚，事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那些日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据他的预算，钢厂的第一座炉很快就可建成，上可以投生产，到那时生米就煮成熟饭，也就不用担心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第一季度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同比增了四成多，创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最增率，其中钢铁行业的投资增幅更是达骇人的百分之一百零七。此时，有非法占地、违规建设等多项重大嫌疑的铁本项目浮面，成了一个最合适，也是最典型的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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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九六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障碍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今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已经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大的集冲锋。

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市场的车似乎正在碾向的垄断地带。

在宏观调控的背景。铁本的问题很快从毁田占地变成了违规建设。

自国务院通知发后，各地的重化工业项目投资并没有降温的趋势。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也尝试了“闯关”手段，铁本的八百四十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项目和一个码项目分别上报，铁本相应成立了七家徒有其名的“中外合资公司”，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用地被“化整为零”，切分成十四个土地报批申请。

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无疑是小拉大车。

然而，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

项目所在的常州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

他对手人说，这么大的项目，建成就建成了，最多是罚款。不可能拆掉。

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门的批准的。

而在其他领域，四川刘氏家族的刘永行在包宣布，东方希望集团将在这里投资一百亿元建设百万吨级的铝电一化项目。

当然了，宏观调控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迫使层动用这手段的，也并非是国芳一个人，他显然不是惟一的一个钢铁业的民营企业家。

而此时铁本的固定资产为十二亿元，净资产不到七亿元。

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当政府说可以动了。我们就开工了。”

亿元规模。

不过，国芳对属说，“地方上这么支持，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

同年，上海复星的郭广昌也正谋划在浙江宁波建一个钢铁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