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顿时熏得我直皱眉，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望着屯外沉默的群山，突然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我这辈都要呆在山里削坟砖看林场了吗？主席挥手改航向，百万学换战场，上山乡接受贫中农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差距太大，当时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燥，一想到一辈窝在山沟里，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心立时产生阵阵恐慌，鼻发酸，泪差没掉来。

胖看我神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叹了气答：“妈了个的，还不就是为亚、非、拉各洲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胖劝我：“别发愁了，人家亚、非、拉各洲人民的日过得怎么样，咱们是顾不上了，可能人家也用不着咱替他们心，瞅着快工了，晚上我请你们吃驴，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就是别外，可劲儿造。”

我抹了抹淌来的鼻涕，正要和胖商量怎么收拾驴，这时候老支书回来了，他到大队去办事，顺便给知青们取回了几个邮包，这山里通不便，我们来队好几个月了，几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一次看见有邮包信件，如何不喜望外，当把一切事都抛在了脑后，我和胖最记挂的，当然是家里的形，可支书翻了半天，告知没有我们的邮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青的。

我虽然知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来东西，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正要转离去，老支书又把我们俩叫了回来，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是寄给你们俩的。

我和胖微微一怔，赶冲过去把信抢了过来，心里还十分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燕也十分好奇，凑过来跟我们一同看信，我捺着激动的心，迫不及待地看了看信封，信是我们老家军区传达室转寄来的，所以里面还有个信封才是原件，显然发信人并不知我和胖队落的地址，才把信寄到了军区，随后又被转寄过来。

我拆开信件，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的读了起来，原来发信人是我和胖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甜，她年纪和我们相仿，是文艺尖，我们一见如故，曾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没有放手，结果后来手都了，在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在窑里分吃过一块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规格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这事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万万没想到今时今日，会在山里收到她的来信。

丁思甜的父母都是博馆的工作人员，丁家总共四个孩，分别以“抗援朝，忆苦思甜”为名，这也是当年给孩取名的主，她在给我们的信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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