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晨本来是苏州府的一个幕僚,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投靠了商毅,到现在己有五六年的时间。不过他本是吏员,因此在商毅一直任文书司的工作,但在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文书司虽然也升级为,但并不属阁理,而是直接听命于商毅,实际也相当于是商毅的一个幕僚。

幕僚虽然不属于朝廷的正式官职,但在明、清两代的官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绝大份官员,由其是地方大员,对幕僚的依赖都相当大,因为幕僚比官员更熟悉地方的事务,地方豪势力的浅,以及民间的况,有份资幕僚,甚致还对朝廷的事务,各官场的潜规则都了如指掌,帮官员谋划策,应上治,而有些事官员不方便的,也都甴幕僚面理。

因此能当上商毅的幕僚,李松晨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同时李松晨也认为,商毅虽然通军务,但毕竞年轻,对官场规则所知不多,而李松晨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有信心的,也认为自己在商毅边,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随着时间推移,李松晨发现自己的判断有误,自己任商毅的幕僚,主要就是付负一些文书资料整理工作,而自以为有用的应付官场或是地方豪方面的能力,几乎没用,这到不是商毅不需要这方面的能力,而是商毅无需尊守这些官场的潜规则,因为商毅有足够的实力,自己来制定规则。这一样李松晨的作用的大大降低了,因此一四五年,虽然得到了商毅的信任,但并没有太多拿得手的功绩来。

而现在商毅的大业将成,李松晨也意识到,自己应该抓住机会,力争立几个拿得手的功绩来,也在新朝立有一席之地,虽然说文书也算正式职位,但毕竞不是主。

因此这次商毅准备派人使济南,李松晨也自告奋命,讨来了这个使者的差事。虽然李松晨也清楚,这个差事并不好当,说不定会有生命之危,但还是那句话,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大,一但真的办成了,就是大功一件,自己在商毅心目中的地位可就不一样了。不仅仅只是一个幕僚,而且是能当大任的。

而现在看来,周少桓选择了忠心于商毅,李松晨不仅放心来,看来自己这一把是赌赢了,而且在来济南的路上,他早就想好了后手,如果周少桓还是准备反叛,自己将怎样说服他,如果周少桓选择继续忠诚于商毅,自己又怎样帮他洗清反叛的嫌疑,因为李松晨也相信,如果周少桓愿意去青州申辩,那么反叛的可能就不大了,也可以说本就没有了。

于是李松晨先扶起了周少桓,代表商毅安憵了周少桓几句,同时又对周少桓的忠诚行了度的赞扬,表示商毅也不相信周少桓会反叛,只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得不这一番姿态来,并且又向他再三保证,商毅是一定会秉公理,洗清嫌疑。他这样一说,周世奇、周少桓,以及在场众将也都大致放心了。

随后李松晨才：“周司令,虽然大王相信你不会反叛,但现在的证据对你都非常不利,既使是大王,也非常难以潜你洗清嫌疑,因此如果你要到青州去申辩,也要好充份的准备才行,最近你在济南,是否有值得怀疑的事发生。”

周少桓也是十分明的人,一听李松晨的话,上就明白李松晨的意思,如果这真是清廷设的圈,那么清廷在济南这边,也很有可能会安排人员行活动,因此周少桓立刻就想到了周元辉,先前是因为周少桓患得患失,才没有注意,现在静心一想,周元辉的那一番劝告,表面上是在替自己着相想,但实际就是在劝自已反叛商毅,这么看来,周元辉确实有重大的嫌疑,很有可能他己经投靠了清廷。假如能从周元辉上找到突破,就能找到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了。

于是周少桓立刻向李松晨说了周元辉的事。

李松晨听了之后,也沉思了一,：“周元辉这番话虽然大逆不,但并不能就说明他就己经投靠了清廷,也许真的是为周司令的安危着想,而且就算他有嫌疑,但也决不会就只有他一个人,一定还有同党,如果冒然抓他,只怕会打草惊蛇。我们暂时不动声。周司令可以先回府邸,周元辉一定会找上门来寻问今天会议的內容,周司令可以就在府里抓他,对外只说是留他在府里议事,这样就不会再惊动其他人,我们可以从周元辉上找到突破。”

周少桓一想,也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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