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纸条上标了印刷厂的位置，小镇如此之小，想迷路都难。坐在厂里算得上净的办公室，面前的这杯看不清颜的茶是怎么也不敢的，送我上来的那位阿姨说着极拗的普通话，让我等着。我正襟危坐在四都是废纸的办公室里，不敢稍动。光顽地透过窗玻璃上厚厚的尘垢，散在满室飘浮的尘埃里，它们就像被风扬到空中的金粉，滞重的粘腻着小城对外乡人的好奇。这个工厂已经破败了，也许它是小城唯一的一家国有个企业，现在连这份唯一都将破败，私有化的浪显然不会被羊小路和山穷恶阻挡，贫穷的力量像开磐石的小草一样，开一切，不知怎么的，我想到了柏林墙拆掉后的东德。

我见到的却不是小耶，而是他的母亲。看上去非常的家主妇，谁能想到，这印刷厂便是她承包来的？在她向我的絮叨中，我才知，这个生了小耶的女人，以一己之力举债十万刚刚这家厂，不惜和丈夫离婚也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只会洗衣烧饭的黄脸婆。着和小耶一样柔弱的脸孔的女人，睛里满满当当的自信和决。虽然我很怀疑这个已经像是被人穿烂的旧料一样的小厂能不能在这个女人的手中变什么新样，至少我佩服她的果断。也许是看我的不信任，她笑笑说，所以她才会把小耶叫到她的边。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山城，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再怎么样都不能承受这份压力的，有个儿在边也好些。

小耶在我们谈话间来到这里，他的脸上还有油墨的污迹，一张脸煞白煞白，看我的神和飘浮的金粉一起粘在了我的上，沉重得让我无法呼。他母亲的话语一离了好远，嗡嗡地尤如耳鸣。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视线与视线在空气里缠绕又缠绕，绕得那些飞尘掷地有声，如果我没有避开视线的话，也许空气中已经凝固一团又一团说不清不明的东西了吧？

他瘦了，也大了，不再是那个常常躲在我后的男孩，甚至他已经有了络腮胡，虽然不是很多，而且很不相称，但男的觉却毋庸质疑地随着那胡稀拉来。我们静静地一前一后走着，他在前，我在后。我细细地看着他，他的肩膀虽然宽了，却也把那份单薄架了起来，有不成比例像我在车站边上看到的那些提线木偶。空落落的脑壳上，剪成的寸，两边单调的青灰的墙，将他发的影短短地卡砖里，像新的青苔，刺拉拉的。穿着被油污染了的衬衫，松垮垮地挂在他上，他真的好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一直到他住的小屋里，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我惊奇地发现那是很正宗的碧螺。玻璃杯异常净透亮，茶叶上微微的白慢慢地舒展，小小的螺壳似的浮气泡儿，黄的茶汤，清丽的香气满屋飘散。屋很整洁，像极了在学校里他的宿舍，还是那张暗绿的军用被，洗得卷的掺丝枕巾，上面那朵原本绣着金线的牡丹已经掉，只剩灰扑扑的残迹。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只是自己和这前的人儿已经和那牡丹一样，旧了，掉了。

“我母亲很噜嗦吧？”有声音响起，低沉略显得有吃力。那是小耶的声音，我已经认不来了。捧着杯，我望着他的咙，手术很成功吧？对于我的发呆，他一也不介意，坐在我对面，又站了起来，“最近厂刚刚上了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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