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就发白，因为常年被关在暗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了病，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的木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踏上了南的火车。

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宿街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土包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明。比如他们从香港电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破血。于是，半年后，我也加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仔，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面，我一边啃着羊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也没抬随答：“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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