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既然引到苏家，姚遂向孟皇后请教绍圣初年苏轼、苏辙兄弟被贬南方的细节。

孟皇后盯着案几，目光落在方才为唐国公主母和端王讲解的几帧画上。

“姚娘，画山，视不同，画法亦不同。自山前望山后，谓之远。自近山望远山，谓之平远。远之重晦，平远之则有明有晦。远之意，重重叠叠，平远之意，则飘飘缈缈。臣看朝局、看天，有时就如观者望山，位置与心境不同，所见所思亦不同。官家登基、宣仁太后临朝时，二苏兄弟一同在京为官的时间并不。虽然宣仁太后有意任用苏轼为宰相，但苏学士了一阵官家的禁中老师后，很快请求外放州府为官。”

孟皇后以丹青作比，娓娓说起她所猜测的苏学士不愿勇攀宰执巅峰的原因。

元祐年间，苏轼刚刚被起复翰林承旨，就有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诬告苏轼在神宗帝晏驾时，曾作诗庆贺。

这二人举的证据，乃苏轼所写的诗句：“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啼鸟亦欣然。”

照两位御史的攻讦之辞，君王大行，举世同悲，人臣更应“泣血哭号”苏轼竟然将哀信比作“好语”描述野、鸟雀都闻之欣然的场景！如此行径，人臣之义何在？

姚对这个故事倒是第一次听说。

她微蹙眉，向孟皇后：“苏学士的诗中写，今岁仍逢大有年……大有年是指丰年。元丰末年，苏学士是在江南常州州一带为官。彼植的粮，主要是稻。倘若是两熟稻，第一次收割时节应在六月以后。而神宗帝弃天而去，是在元丰八年的三月。苏学士作这首诗，最早也应是五月底六月初吧？此时离先帝驾崩已过了三个月，官家早已继承大统，那些刀笔吏怎地不说，苏学士此诗是贺新帝登基、苏湖大熟、国运兴隆？”

孟皇后赞许地笑笑。此女果然不像市井中那些庸众，会被刀笔吏们放的弹劾之论左右了判断力。

她懂得怀疑。

“娘说得没错，苏学士这首诗，名为《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恰是作于当年的夏日里。此诗，想来不过是为一次尽兴的游历而作，不料竟险些令苏学士再度陷囹圄，好在宣仁太后斥责两位御史无中生有，此事方平息了。或许，这还朝后无不在的恶意，令苏学士对于在京为官已是意兴阑珊，他频频上奏，决请求外任。”

“哦，”姚垂目静思须臾，问皇后，“所以，其实整个元祐时期，苏学士主要任职于地方州府，并非元祐更化时的朝臣领袖。再者，民妇听闻，章惇虽素来是变法派，但他早年在乌台诗案时，还曾而，在神宗皇帝御前，为陷囹圄的苏学士辩解，为何到了绍圣初年，章惇竟对已远离朝堂的苏学士，如此冷凶狠？”

孟皇后望向窗外那些被朔风卷起的落叶，缓缓：“章惇此人，也未必天生毒。乌台诗案时的章惇，与绍圣初年时的章惇，所历全然不同。后者领受过整个元祐年间的凄凉命途，突然之间又回到人臣之极、手握影响君王生杀予夺之权时，怎么还会再心存恻隐？况且，苏学士为官几十年、每到一地都官声颇善，章惇乃用贬谪苏学士过岭南，来试探官家是否为了新法而不怕被指昏聩暴戾。”

姚默然。

她自然地联想到曾纬。

逢此朝局，曾纬选择仕途的手腕，以及仕途后的表现，也不算令人震惊。

毕竟，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男中，有几人，能到如苏颂这样明而守底线？又有几人，能到如苏轼这样，民的，比侍奉君王更炽烈呢？

孟皇后说完了苏轼，继续说苏辙。

“至于由先生，他与其兄不同，士及第后，始终宦场僚。他哥哥已能到站在前山观后山、明了云山的危险时，由先生因为突登宰相之位，被一览众山小的错觉迷惑，于元祐末年试图力挽狂澜，以一己之力反击绍述党，正好被章惇等人抓个正着，亦贬往筠州。”

姚若有所悟：“筠州在江西，未过大庾岭，比瞻学士被贬的岭南，好些。看来章惇等人中，终究是瞻学士声望更，对由相公的贬谪，不似其兄那般决绝。”

孟皇后看着姚，摇摇：“并不尽然。”

她的声音低来：“苏辙贬谪前，官居门侍郎，宣仁太后曾命他查访一桩案。此案涉及边军，苏辙为人谨慎，展较缓，其间太后薨逝，他转为向官家奏报时，还提及，其兄苏轼赴任定州边关，亦发现相似形。彼时乃元祐九年，可惜一个月后，官家就将年号改为绍圣，章惇这些变法派得势后，贬谪了苏辙，此案不了了之。但是，当年章惇要将苏辙与苏轼一同贬往岭南，官家却不同意，几易诏令，留苏辙在筠州，这些年让向太后赏赐苏辙女眷的中品，也不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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